這是一組觸目驚心的對比數字：美國新冠確診病例數是中國的379倍，死亡病例數是中國的193倍。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截至2022年6月7日，美國累計確診病例8499.6萬，累計死亡100.9萬例。據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累計確診病例22.4萬，累計死亡5226例。

　　中美抗疫差別為何如此之大？分別對本國和世界經濟帶來哪些不同影響？戳視頻，聽聽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和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專家曾光怎么說！

　　新華網：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人口不到中國的1/4，但確診和死亡病例數卻是中國的數百倍。您如何看待這組觸目驚心的數字？

　　沈逸：應對新冠疫情的沖擊和考驗，實際上是對各個國家政府能力、國家能力，以及從本質上來說也是對特定國家體制機制的一場極限壓力測試，測試結果應該說對比非常鮮明。

　　面對公共衛生危機，（美國）它沒有辦法做出公眾所需要的、公共衛生應有的反應。在早期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關鍵時刻，等它還有時間做出不同反應的時候，基于選舉政治、政黨政治的考量，阻斷了它采取有效措施。

　　有調查顯示，以ICU的病床數為代表的高端醫療資源，美國的人均數量是中國的10倍；美國應對大規模傳染疾病的調查顯示，它的排名和準備能力排全球第一。

　　但很顯然，這些數字反映出來的問題是相當觸目驚心的。其實美國的公共衛生能力非常差，甚至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衛生概念。基于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發展，使得它只有一個高度發達的、以市場化利益驅動的醫療系統。

　　新華網：中美兩國在疫情反應速度、防疫物資生產調配、疫苗接種率和口罩佩戴率等方面也存在較大差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曾光：美國的臨床救治能力、公共衛生建設、基礎性研究等方面都比中國有利得多，但是結果為什么這樣令人吃驚？我想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美國在疫情早期實際上是受美國過去流感防控（慣性影響）。美國主張和病毒共存，把新冠當成了大號流感，等于在傳播過程中沒有設防，缺乏最根本的、基本的公共衛生防護。

　　二是美國的國家機器通過它的運轉來防控疫情出現了很多嚴重的、不協調的問題，比如說防控的科學性和采取的行政手段不匹配。

　　另外，美國人心不齊，各黨派之間、聯邦和各州之間等部門不能協調一致，甚至連戴口罩這一項（措施）都遲遲落實不下來。

　　對比我們國家，首先中國一開始就采取了正確的、以公共衛生防控的、國家動員主導的正確防控路線。

　　另外，（我們）早期實施了非常有效的聯防聯控，打贏了關鍵的戰役。中國發現的每個病例都要及時送到醫院救治，發現的每個密切接觸者都要依法進行集中隔離，很早就切斷了它的傳播鏈。

　　我們再看疫情防控的下半段，當大規模的疫苗接種開始以后，中國和美國都是在世界上研制疫苗比較領先，而且比較大規模接種新冠疫苗的國家，但中國（疫苗）生產能力和接種能力都要高于美國。

　　我們國家一邊大規模接種疫苗，一邊采取“動態清零”策略。我們“動態清零”的大方針是明確的，但是我們具體的防控策略又不斷進步，在與時俱進中體現了中國的領導能力和協調能力。

　　我想我們國家是絕不會采取像美國采取的“和病毒共存”（策略）。因為那種口號一開始就不正確，早期歐美國家都在這個口號下打了敗仗，現在它們采取共存，風險也是很大的。

　　新華網：中美兩國的抗疫表現分別對本國和世界經濟復蘇帶來哪些不同影響？

　　曾光：（中國）這種防控也在經濟上有很大的回報。2020年中國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經濟正增長的國家，而美國出現比較大幅度的負增長。

　　沈逸：從中長期來看，對于世界經濟的復蘇帶來的影響是很不一樣的。

　　從美國來說，它帶來的基本影響就是以鄰為壑、禍水外引，說穿了就是利用美國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通過一種聽上去包裝得很好聽，什么功能性貨幣理論等等，其實說穿了就是無限制地印鈔，通過美元的這種特殊優勢，嘗試將美國國內的包括通貨膨脹在內的問題向世界輸出，從而為世界經濟復蘇提供一種阻斷性的力量，將美國自身的發展和世界經濟的復蘇對立起來。這種對立是基于一種自私自利的考量，而不是基于正確的認識和客觀規律。

　　中國則相反，中國很清晰地認識到任何國家和世界都是一體的，沒有什么國家能夠損世界肥自己，體量達到中美這樣的國家更是如此。對于中國來說，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希望）世界好、中國好，中國好、世界好，大家要好就是一起好，是這樣一種狀態。

　　中國政府真正著眼于本國和世界經濟的良性發展，制定和出臺一些務實政策，而不是像美國或者（它的）一些歐洲盟友一言不合就基于自己狹隘的認知，出臺一些事實上是在對抗經濟規律的政策，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反差和對比。

　　中國正在日趨明顯地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而美國則越來越多地成為一種阻礙，這也是一個肉眼可見的發展趨勢。

　　新華網：中美抗疫成效對比，正是不同抗疫宗旨的真實寫照。造成這么大區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沈逸：其實就是由中美兩國體制和機制，或者更直白地說制度性差異所導致的。

　　對于美國來說，一個執政的黨派是若干個政黨中的一個，它執政遵循的理念核心就是持續鞏固自己對于政權的控制。出了任何問題，要么是對手黨派做得不好，要么是外面有敵人干擾我，反正我是完美的。

　　對于這些黨派來說，美國這種競選性的、競爭性的政治制度，他們稱之為民主，其實和西方民主的本意，亞里士多德說政治的本質在于讓人過上美好生活，對于美國現在的情況，很難說它死了100萬人的抗擊新冠疫情的生活是美好的。用福山的話來講，這反映出來的就是國家能力問題。

　　當然這種差異能夠發生，最關鍵的原因是中國落實的抗疫宗旨是真正意義上的以人為本、以生命為本。美國政府也這么說，但更關鍵的、真實的宗旨是以“票”為本，以它自身的利益為本，以利潤收益為本，它甚至希望把整個新冠疫情變成一個重大的市場機遇，去謀取這方面的壟斷性利潤，為它的霸權張目。在這樣的情況下，中美兩國呈現出如此顯著的對比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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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劉加文

監制：楊定都

統籌：畢秋蘭 劉小軍

腳本：李雪梅 薛筆犁

特約嘉賓: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 沈逸

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專家 曾光

視頻制作：王碩

視覺設計：楊霽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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