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缸”裝上“聰明大腦”

　　浙江柯橋：數字化重塑紡織產業生態

　　提起引以為傲的紡織業，在浙江紹興柯橋區，人們常常會說：這是一個富民產業，也是一個傳統產業。

　　“富民”自不必說——柯橋區在國內多個百強區榜單上名列前茅，多項經濟指標長期位居民營經濟強市紹興首位。

　　“傳統”則不免讓當地人五味雜陳——雖然“一架梭織機、兩個大染缸、幾匹靛青布”的時代早已遠去，但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紡織業如何轉型升級成為柯橋的必答題。

　　近日，本報記者走進“國際紡都”調研發現，數字化正悄然重塑柯橋紡織的傳統生態。

　　不談“數字”，難有未來

　　物流師傅將面料送至服裝廠后，拍下貨物具體存放位置，并上傳系統——簡單的留痕功能，給浙江朗貝尼紡織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蔡曉鳴解決了大問題。

　　“如果沒有這張照片，我們會和服裝廠打很多口舌官司。”蔡曉鳴告訴記者，以SHEIN（希音）為代表的新一輪快時尚風潮正深刻改變服裝面料供應鏈。

　　蔡曉鳴認為，企業進行數字化改革，不在于上多么復雜的系統，而是能否真正解決痛點。

　　此前，一般面料供應商能做到T+20天，即從接到訂單起，20天內將面料送至服裝廠，這就符合快時尚標準。

　　自從SHEIN橫空出世，面料供應商面臨的挑戰是：從最初T+7天，逐漸縮減到T+3天、T+2天，直到現在的T+8小時。

　　大客戶SHEIN年銷售額超200億美元。它的供應鏈上有成百上千家服裝廠和面料供應商。這些企業希望獲取更多訂單，必須確保高準交率。

　　“一旦服裝廠確認收到面料，就進入SHEIN對它的考核階段。因此，服裝廠會找各種理由拖延確認，以給自己留出更多時間。所以，拍照留痕就變得非常重要。”蔡曉鳴說。

　　快時尚訂單不僅時效要求高，還非常“零碎”，業內稱之為“小單快反”。但習慣粗放式經營的面料商要適應極致的“小單快反”并不容易——

　　單是在SHEIN的供應鏈上，朗貝尼紡織每天會同超過200家服裝廠對接，如果還像以前天天在微信查找信息，難免會有漏單；

　　面料商很難在第一時間弄清坯布運到染廠后，有沒有及時印染，貨損是多大比例……只得一個接一個電話催；

　　公司有成百上千款面料，此前是靠業務員憑記憶和經驗去匹配篩選產品；

　　……

　　2019年，朗貝尼聯手廣州國家超算中心啟動紡織數字中臺建設項目。通過數字中臺，朗貝尼紡織打通供應端和客戶端，即時將重要信息錄入系統，對產品進行全周期監控。

　　數字中臺不僅大大提高朗貝尼紡織的客戶滿意度，為企業帶來更多訂單，還通過數據測算，有效降低企業庫存壓力，提高利潤率。

　　“如果沒有數字賦能，我們電商部的員工再多一倍也無法應付現有訂單。”蔡曉鳴說。

　　博亞服飾有限公司是更早的數字化探索者。董事長李雅建早年以服裝貿易起家，2008年金融危機后就判斷，大路貨的服裝生產遲早轉移海外。企業想做得長久，必須借助數字科技，走品牌定制路線。

　　“十多年前說要搞數字化，我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員工亓賀先說。

　　博亞服飾建立技術數據中心，組建團隊研究市場流行趨勢。通過不斷調整、梳理，今天公司已經擁有海量版型和款式的數據。

　　在博亞服飾的系統里，一套西服被分解成70多個工藝細節選項，每個選項目錄下又有若干選擇，可按顧客喜好搭配。

　　“我給你量一量。”李雅建用手機分別從正面、背面和側面給記者拍了三張照片。在錄入記者的身高、體重后，系統很快計算出記者的量體信息。隨后，他掏出一卷量衣軟尺再次測量，前后結果相差無幾。

　　目前，博亞服飾創立了名為“DATAILOR”的數字化裁縫品牌。“希望每個顧客都能穿上合體的西裝。”李雅建說。

　　印染廠裝上“聰明大腦”

　　紡織離不開印染。擁有全國三分之一印染產能的柯橋素有“中國最大染缸”之稱。

　　轟鳴的機器，熱騰騰的蒸汽，散發著刺鼻味道的染料……這是很多人對印染車間的刻板印象。

　　“我們從2020年開始鼓勵印染企業數字化升級，一開始企業接受度很低。”柯橋區經信局副局長王好向記者介紹，“三年過去，企業逐漸意識到數字化是大勢所趨。”

　　浙江迎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印染企業。走進公司八分廠印染車間，記者看到工人操縱幾個按鍵，布匹立即被吸入染缸。

　　該公司信息部經理陳堯宏告訴記者，染料配比、打料、出缸等程序都可以由機缸接收系統指令自動完成。記者看到，每列染缸上方的廠房屋頂都有數道不同顏色的金屬管，它們與每臺染缸相連接。染布需要的水、料漿都通過這些管子傳送到機缸。每條管子的閥門都按照控制平臺的指令自動開合，保證了料漿劑量精準、分秒不差地添加。

　　在公司一樓的數字大屏前，公司董事徐葉根告訴記者，每類織物對染料投放的時間、溫度都有嚴苛的要求。以前都是靠工人的經驗來判斷投料時間，產品的不良率較高。

　　“智能化‘印染大腦’可對每一缸布的生產成本和生產狀態進行實時監控，不僅實現了第一時間‘把脈’，提高一次性成品率，后期還可根據歷史數據精密調制出某一產品的最優工藝、最佳能耗等高效‘配方’。”徐葉根說。

　　越來越多的柯橋印染企業接受數字化改造。王好認為，其中有本地企業逐漸進入傳承交接期的因素。“年輕一代企業家學歷更高、見識更廣、更能接受新事物。”他說。

　　35歲的紹興錦發印染有限公司總經理沈寶良，2019年創辦公司時，就有布局數字化的打算。記者發現，錦發印染車間內的數字屏，其頁面布局和信息分類與迎豐科技高度相似。原來錦發印染選擇了與迎豐科技相同的數字化服務商。

　　為推動印染企業數字化改革，柯橋經信局在12家自愿申報的服務商中，按照印染行業數字化改造經驗、技術能力、系統集成能力、業務管理水平等要求，評選出整合能力較強的4家總包商和4家應用能力較強的服務商，再讓它們與10家試點企業實現一一對接。

　　“柯橋印染行業以來料加工為主，大多數企業做數字化是為了更快、更好、更省。我們一開始就很清晰，數字化是為企業轉型服務。”沈寶良說。

　　據了解，錦發印染聚焦運動面料中的細分領域，還成立了自己的面料公司，其目標是進入知名品牌的供應鏈體系。而這些大客戶都要求詳細的產品生產數據。

　　沈寶良信心滿滿：“我們化繁為簡，只專注一個方向。在細分領域內，我們比迎豐科技這樣的大企業做得更深、更精細。這是我們的優勢。”

　　“數治”為創意保駕護航

　　日前，中國輕紡城建管委主辦了2023柯橋天天時尚——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培訓班和交流會。

　　專家們聚焦數字化面料開發、智能印染織造、智能彈性材料等熱門議題，啟發企業從打樣生產、管理流程、倉儲模式、展示銷售等環節進一步拓寬智能技術的應用領域。

　　11月3日至10日，2023國際紡織制造商聯合會中國紹興柯橋大會、2023第六屆世界布商大會在柯橋舉辦。大會圍繞“綠色、循環、數字化——紡織工業新動源”主題展開探討交流。

　　在柯橋，相關部門一方面鼓勵企業擁抱數字化，一方面通過數字賦能積極提升自身能力，為市場主體提供更優質的服務。“花樣數治”即是一個典型案例。

　　在中國紹興柯橋（紡織）知識產權快速維權中心的辦事大廳，工作人員周青和兩名同事正在快速錄入并審核申請人提交的花樣圖案。

　　花樣圖案一直是紡織產業的核心要素之一。過去，由于花樣版權登記確權手續復雜、司法取證難等問題，導致花樣版權糾紛頻發。在柯橋，每年受理的花樣版權投訴侵權案在1000件以上。

　　紹興柯橋亞洲紅紡織科技有限公司的肖紅梅表示，她是中國輕紡城內最早一批意識到知識產權重要性的經營戶。“一些爆款花型，沒幾天市場里就出現仿冒了，讓我們很無奈，但維權成本高，費時又費力。”

　　“以前，我們的版權登記完全依靠人工，精度低、效率低、無法識別重復登記、缺乏相似性認定標準。”據快速維權中心主任孫益銘介紹，2019年柯橋區市場監管局響應浙江省數字經濟“一號工程”，圍繞紡織品外觀花樣圖案的版權保護問題，啟動“紡織品‘花樣數治’”數字化場景應用建設項目。項目涵蓋網上花樣登記、備案和存證、AI自助查重等諸多功能。

　　“有了‘花樣數治’，花樣版權登記從原先的30個工作日縮減到7個工作日內。”孫益銘說。

　　紹興市振尹紡織品有限公司總經理俞振威，已經準備把最新備案的花型面料投放到市場。版權登記從一個多月縮減到7天，省出來的時間對他而言，就是新面料的“花期”。

　　孫益銘在大廳的一臺設備上選擇了一個登記花樣，選擇查重功能，系統迅速羅列出相似的圖案，并標明相似程度。

　　“相似性超過70%就涉嫌侵權。”孫益銘介紹，沒有數字比對系統之前，商戶投訴花樣侵權，只能召集專家、行業協會領導和市場監管人員開會，效率比較低。

　　目前，“花樣數治”數據庫已收錄浙江省近12年登記的花樣版權圖片12.9萬件，接入著作權登記企業及個體戶400多家，完成版權作品登記2.6萬余個。

　　據中心副主任汪國林介紹，“花樣數治”上線后，快維中心核發花樣登記確權由過去的年5000件上下，提升至現在的年9000件左右。

　　“數字化管理與服務正在重塑柯橋紡織的知識產權保護生態。”孫益銘說。（記者李坤晟）